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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来中国最有文化的家族,出自江西,凭什么?

2019-04-13 那角落 >>最爱历史


1925年,清华要办中国最好的国学研究院,

第一件事是请人、挖人,来当导师。

时任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的吴宓

很快落实,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

每一个都是当时学界的超一流大师。


第四个导师,

吴宓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

隆重推荐了他在哈佛的同学:陈寅恪

清华教务长张彭春表示强烈反对,

理由是,陈寅恪学问虽好,

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

不符合聘任条件。


吴宓当即与张彭春辩论说:

陈寅恪前后留学18年,

真正是为学问而学问,

其他人只是为学位而已,

学了四五年就跑回国来了。

又说,

陈寅恪虽然没有正式著作发表,

但他发表过的一封《与妹书》节录,

其中透露的学问之深广、见识之高远,

已然秒杀国内一堆教授。


然而,纵使吴宓如何力捧陈寅恪,

清华教务处就是不肯聘请一个“双无”导师。

吴宓急了,直接找到曹云祥,

当场甩下一句话:

如果清华不愿聘请陈寅恪,

那我吴某的筹委会主任不当也罢。


在吴宓的辞职要挟之下,

清华终于同意,

聘请陈寅恪为“四大导师”之一。


陈丹青画作,从左往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关于清华聘任陈寅恪,

学界还流传另一种说法。

吴宓推荐了陈寅恪之后,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何许人也,

便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土,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先生气了,说:

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

著作算是等身了,

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这才决定发聘书。

在“四大导师”的加持下,

清华国学院一创办,就迎来了巅峰。


那么,陈寅恪究竟是何许人,

竟能引得身为主事人的吴宓为他辞职,

向来骄傲的梁启超为他自污?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

得从江西义宁(今修水)的陈氏家族讲起。


陈宝箴与子孙合影


雍正末年,陈寅恪的祖上,

是从福建上杭迁居江西义宁的客家移民,

被称为“棚民”

史学家黄仁宇曾说: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

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

然而这条路漫漫修远,

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

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

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逐步上升到地主。

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

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

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


宋代科举平民化以后,

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大家族的崛起,

无不经由这条路径。

义宁陈氏家族也不例外,

经棚民之家、耕读之家到官宦之家,

总共用了四代人的时间,

随后进入这个家族最辉煌的阶段,

走出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

被后世誉为“陈门五杰”

义宁陈氏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族。


陈门五杰


吴宓不仅十分推崇陈寅恪,

对整个义宁陈氏家族亦推崇备至。

他说过,

义宁陈氏“一家三世,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

父子秉清纯之门风,

学问识解,惟取其上,所谓文化贵族

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

诚所谓君子之泽也。

故义宁陈氏一门,

实握世运之机轴,含时代之消息,

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他把义宁陈氏视作中国文化的一根顶梁柱,

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

是义宁陈氏走出来的第一位风云人物。

1852年,年仅21岁的陈宝箴考中举人,

陈家人欣喜欲狂,张灯结彩。

两年后,其父陈伟琳过世,留下12字遗训:

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

意思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家族也好,

在困境中容易磨练德行,

在顺境中却容易走向衰败。

从此,陈家再未因科举功名而疯狂。


陈宝箴


1860年,正在北京考进士的陈宝箴,

在一家茶楼目睹了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滚滚浓烟,

当场失声痛哭。

他随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放弃科举,投身军旅。


陈宝箴先后投入曾国藩、席宝田幕中,

当时就被称赞为“海内奇士”

湘军攻入天京(南京)后,

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逃出天京,

并一路逃到江西,

陈宝箴出计将其一网打尽。


无论在何处任职,出任何职,

陈宝箴都力推善政,

勤勉图强,造福百姓。

到了光绪年间,封疆大吏纷纷举荐陈宝箴,

张之洞说他“才长干济,学识深通”,

卞宝第说他“饶有才识,而淡于荣利”,

王文韶说他“才大而性刚,往往爱惜羽毛,

有不轻寄人篱下之概,

所如稍不合,辄置荣辱于度外”。

虽是帝国晚期,

陈宝箴的能力和品性还是人所周知,

有识见的封疆大吏们都想重用这位干才。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

陈宝箴悲愤交加,长叹:

“无以为国矣!”

当时,陈宝箴任直隶布政使,

签约的李鸿章从日本回来后,也住在天津。

帝国官场传言,李鸿章将复任直隶总督,

陈宝箴则不仅不去拜见他,

还放言说:

“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

他来,我就走,辞官不做。

有人替李鸿章辩解,

陈宝箴说,我之所以愤恨李鸿章,

是因为他作为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

深知中国不堪一战,

却不能谏阻最高统治者草率做出应战的决策,

导致中国落下战败割地赔款的结局。


同一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

成为封疆大吏中的一员。

这期间,

他以富国强民为己任,推行新政,

文化上,他变士习,开民智,

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

政治上,他肃清吏治,知人善任,

起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物;

实业上,他设矿务局、铸币局等;

军事上,他裁汰旧式军营,

引进西方军事化管理,设武备学堂。

原本保守的湖南,在陈宝箴手上,

一举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也是维新变法在全国的标杆。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

作为维新变法的地方实力派,

陈宝箴遭到革职,永不叙用。

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

仕途戛然而止。


陈宝箴一生淡泊,两袖清风,

被贬回籍时,一家人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最后在百姓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

他为官的时候,经常吩咐下人:

少买荤菜,多买蔬菜。

下人不理解,背后说他故作清廉。

他听到后,当即写了一首诗送给厨工:


嚼来确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

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1900年,陈宝箴去世。

有学者考证,

他是在义和团运动最疯狂的时候,被慈禧赐死的。

死前,留下遗嘱:

“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

不治产,不问政。”

在此之后,陈家再未涉足宦海。


一个政治家族消失了,

但一个文化世家从此崛起。

而为陈氏家族转型挑大梁的,

正是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1852—1937)。


陈三立


1889年,陈三立考中进士,在吏部为官。

但后来,他辞去官职,

追随父亲到湖南办理新政。

梁启超说,湖南变法运动的幕后主持,

实际上是陈三立。

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一起,

被称为“维新四公子”,名动一时。


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

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

陈三立则主张请梁启超,

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

“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

最后请了梁。

事实证明,

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

对湖南影响很深。

陈三立晚年曾与梁启超重逢,

说到长沙时务学堂最得意的学生蔡锷,

他告诉梁,

当年蔡锷报考时务学堂,文章不通,

是他看蔡锷年少,破格录取的,

后来果然成为大才。

可以看出,无论请先生还是选学生,

陈三立的眼光,都非常独到。


戊戌政变后,跟陈宝箴一样,

陈三立亦获严谴,从此落魄江湖。

他给梁启超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但事实上,陈三立虽远离政治,

却从未,

对国家之难、人民之苦袖手旁观。


1903年,陈三立为了创办一所小学堂,

果断决定:

“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

他还聘请了外国教师,

成为创建新式学校的先例。


1906年,清廷曾要委派陈三立职务,

但被他拒绝。

一年后,袁世凯要他出任参政议员,

他仍然不为所动。


他博学多才,

写诗写成了近代诗坛的绝对领袖。

汪辟疆仿水浒108将写《光宣诗坛点将录》,

点陈三立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

在文学史上,陈三立被誉为“最后一位古典诗人”



陈三立


曾有学生问陈三立:

怎样才能写好诗?

陈三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你们青年人,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


1932年,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

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

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

当即与之断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逃难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日常。

这位倔强的老人却说:

“我决不逃难!”

听到有人鼓吹中国必败,

陈三立怒不可遏:

“中国人岂狗彘耶?

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日本人一度想招揽陈三立,

陈三立让佣人拿扫帚逐客。

之后,为表抗议,

他连续绝食五日,最后忧愤而死。


陈三立对历史的贡献,

不仅是中国古典诗人的最后一座高峰,

也不仅是抗战年代中国不屈的一根脊梁,

还有其膝下五个儿子,个个是人杰:


长子陈衡恪,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中国画坛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

次子陈隆恪,著名诗人;

三子陈寅恪,蜚声国际的史学大师;

四子陈方恪,著名诗人,风流倜傥,被称为“金陵最后一个贵族”;

幼子陈登恪,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中文系“五老”之一。


陈衡恪(1876—1923)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

陈师曾

他是天才横溢的画家,

但秉承其父陈三立之风,

认为画画与做人,不可分割。

他曾说,文人画有四大要素:

“第一人品,第二学问,

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陈师曾


他曾赞助过鲁迅办杂志,

和李叔同是知交,

与齐白石是莫逆之交。

齐白石说,他与陈师曾二人的关系是,

“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


可惜,陈师曾英年早逝。

1923年,他得知继母病危,

赶回南京亲奉汤药,

不久继母病逝,

他也因连日劳累染病不起。

梁启超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说:

“师曾之死,

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

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

大地震之损失不过物质,

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


陈师曾有个儿子,

叫陈封怀(1900—1993)。

陈封怀日后成为中国近代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

是义宁陈氏家族,

自陈宝箴之后第四代的代表人物。


陈封怀


陈封怀不愧出身陈氏家族,

像他的父祖辈一样,热爱祖国,铁骨铮铮,

从不对权贵低头。


他曾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学院,

专攻园艺学和报春花分类学。

学成后,

毅然谢绝了留在英国工作研究的邀请,

他对自己的导师说:

“报春花的故乡在中国,

我的根也在中国。”


1948年,蒋介石想装饰他的庐山别墅,

手下官员迎合上意,

派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树。

时任植物园主任的陈封怀坚决不同意,说:

“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有责任保护!”

来人看他的架势,只好撤退。

上级知道后,向陈封怀施压,

陈封怀仍然不为所动,

管你是天王老子,不能挖就是不能挖。


如今,说起义宁陈氏家族,

大家最熟悉的人物,

当属陈寅恪(1890—1969)。

吴宓毫不掩饰他对陈寅恪的膜拜:

“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

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一身傲气的傅斯年,认识陈寅恪之后,

同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当代史学大师余英时说过,

“在中国学术界中,王国维以后,

便很少有人像陈先生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与仰慕”。


陈寅恪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

后来又在欧美整整游学16年。

期间,他上过全世界最牛的大学,

却从未拿过一张文凭,一个学位。

他自己说过,

考博士并不难,

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

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所以,文凭在别人眼里是个人才学的证明,

在他眼里,则是废纸一张。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

陈寅恪获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时,

虽因无文凭、无著作而受到争议,

但很快,

这名学问贯绝中西、深不可测的大师,

便深深折服了整个中国学界。


他在清华讲课,不仅本校学生来听,

北大的学生也来听。

不仅本校的教授来听,

北大的教授也来听。

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

每课必到,风雨无阻。

朱自清、冯友兰……这些大咖,

都曾是陈寅恪课堂上的常客,

以至于北平的大学生都称陈寅恪为“太老师”

出身名门的陈寅恪,

因此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有一套著名的讲课规定:

“四不讲: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对古籍的熟稔程度,

连资深教授都颇为诧异,

经常有人向他求问一句话的出处,

他闭目说出在哪本书哪一页,

一查,准没错。


陈寅恪嗜书如命,用他自己的话说,

“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

导致高度近视,视网膜脱落,

40多岁时,先是右眼失明。

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

据说这是300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陈寅恪接受应聘,想顺便到伦敦治眼睛。

谁知道人辗转到了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


陈寅恪全家福


这期间,日本人又拼命做陈寅恪的工作,

但就像他绝食而死的父亲一样,

陈寅恪的国恨家仇理念非常强烈,

哪怕一家人揭不开锅,整日惴惴不安,

他就是不肯屈从日本人的摆布。


好不容易逃回内地,抗战还未胜利,

陈寅恪却双目皆已失明。

若是常人,至此学术生涯基本已废,

但陈寅恪决非常人。

那些经典早已刻在他心里,

他凭借一双耳朵,通过口述,

完成了一部部后人难以超越的著作,

包括晚年最负盛名的《柳如是别传》


1927年,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自沉,

陈寅恪为他写下了传诵至今的纪念碑铭: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这八个字,

恰是陈寅恪的心声,与毕生追求。

无论身处什么时代,

他都恪守一个国家的史学传统,

只要文化不曾断绝,

这个国家就还在。


陈寅恪的晚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度过,

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

给予了他最好的照顾。

谁知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时任中大党委副书记马肖云说,

给陈寅恪配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了。

陶铸听后,回答说:

“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

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

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

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陈寅恪在中大


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

提出要见见陈寅恪,

可无论中大校方如何动员,

陈寅恪就是不见,

不但不见,还赋诗自娱:

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再后来,陈寅恪难逃被批斗。

他的护士和助手被撤走了,

一个坐轮椅的盲人教授,

只能依赖同样年迈、一身伤病的妻子唐筼照顾。


这个时候,唯一的温情是,

每当学生要批斗陈寅恪,

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就会及时赶到:

“我是他的学生,

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

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

学生于是殴打刘节,问他有何感受。

刘节回答:

“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与世长辞。

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

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他最大的遗恨,

是未能写成

《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


陈寅恪


当年,迁居江西的陈氏先祖陈腾远,

虽以低微的身份,为后代筚路蓝缕,

却从一开始就教育子孙谨记十个字:

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


而这,成了陈氏家规的核心。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

到陈衡恪、陈寅恪,再到陈封怀,

每一个人,都足以突破家族的界限,

上升为中国人的精神榜样。


清风亮节,铮铮铁骨,

一个国家,任何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

致敬,义宁陈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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