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那角落网

有多少人会记得,你殉国的样子?

2018-07-12 那角落 >>最爱历史


今天是“七七事变”81周年,拨开云雾,审视抗战,最爱君也将按照年度,讲述8个从1937-1945年间的阶段性故事。

从细微处,审视我们民族的心灵与泪水。

1937年

1937年元旦,南京城里,在西安事变后护送蒋介石返程,被软禁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其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抛弃东北、不事抵抗的张学良,除了在梦中感时哀伤,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人民的苦难,这一年八月,淞沪会战正式拉开帷幕,一名在中国航空公司的美籍飞行员,记录了他在上海街头的所见:

“我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不是从军事角度——看到了战争。一个女工沿着一条小街奔跑,脸上充满恐惧和忧伤,她怀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小孩的整个面孔已被炸掉······我希望我不要像现在这样,老是记住当时的情景。”

在上海,无数的难民开始汹涌涌入租界避难,当时,上海租界地带与华界有围墙和栅栏隔离,恐慌的难民们围聚、扑打在租界边缘,

“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

1937年上海:租界内外,是生与死的区隔。

但天堂并不存在,这一年12月17日,在南京,随着古都的沦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则在艰难困苦中,努力保护着南京城里的中国妇女: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1938年

乱世之中,最难是别离。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保卫战的失败,国民政府决定组织向大后方撤退,汉口燕山亚细亚火药公司的职工潘士豪带着妻子,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去往重庆的船票只有一张,潘士豪对妻子说,你先走!他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妻子,自己则历经艰辛坎坷,最终在三个月后才抵达重庆,他原本以为,此生或许将与妻子永远分散了。

没想到的是,在重庆相国寺码头,他竟然神奇般地遇到了妻子:

“她一个女子,一路上平平安安的,那时候,人心太好。”

乱世中的婚姻,注定坎坷波折。在重庆神奇重逢后不到几个月,妻子在大后方困苦的环境中因病去世,此后终生,潘士豪都没有再婚,他用余生来怀念妻子,他总是对人说,妻子很美,他一生都忘不了她,所以他一生,都要为她守候!

1938年,一张通往重庆的船票,是生命与自由的象征。

1938年11月4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在带领军校学生辗转迁徙中,也在广西宜山积劳成疾去世,临死前,他留下遗言说:

“战争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

“千言万语,对日本人,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能同它讲和。”

1939年

抗战第三年,1938年5月6日、7日,就在日军大轰炸刚刚过去不久,重庆南开中学就如期召开了春季运动会,当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激昂地致辞说:

“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

6月下旬,电影《孤岛天堂》在香港首映,电影讲述的是在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铲除汉奸特务、随后加入游击队的故事。

在电影院中,每当播放到剧中人物说道:“中国是不会亡的!”的台词时,观众们就集体起立,报以狂风暴雨般的掌声。

《孤岛天堂》剧照:描绘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的人们。

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3200多名华侨机工,也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分批回国参加抗战,并参与了抢修滇缅公路,和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工作。

由于对机工年龄要求为20岁以上40岁以下,因此,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热血青年,甚至采取虚报年龄等各种办法,以求蒙混过关回国参加抗战。

当时,机工一律要求男性,为了支援祖国,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女孩李月美,当时仅有21岁,看到祖国招募机工的广告后,李月美多次前往报名,却由于是女性被拒绝,为此,李月美通过女扮男装前往应征,最终如愿以偿来到祖国,成为援华机工的一员。

一直到1940年,在一次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途中,李月美驾驶的车辆不慎翻车,她身负重伤,由此她女扮男装、回国抗战的真实身份才为人知晓。

女扮男装、回国参加抗战的李月美。

此后,李月美又改当护士,继续穿梭在抗战战场上,一直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位“当代花木兰”才复员退伍。

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在回国支援抗战的3200多名南洋机工中,最终有1000多人在滇缅公路等各条战线上为国捐躯。

1940年

由于武汉的沦陷,湖北省政府此时也西迁到了位处鄂西的恩施。15岁的少女聂华苓,也跟随着从武汉等地撤离的学生们一起,入读了西迁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

聂华苓回忆说,在恩施,“下午课后·····三三两两的女孩在河边散步····坐在石头上看书,想家。人人眼巴巴盼望有家信。许多的女孩家在沦陷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

有一次,有一个东北女孩在河边一边做功课,一边唱起了《长城谣》:“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女孩跟着哼起来,有的趴在桌子上哭了,有的大声唱起来,歌声透着哭声。”

而在重庆,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大公报》则将印刷机搬到了防空洞里,坚持抗战报道。此前,抗战爆发后,《大公报》从天津一路辗转搬到上海,又从上海搬到汉口,再从汉口搬到重庆,对于抗战始终坚持不渝,社长王芸生对外界说:

“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抗战期间,工人们坚持在重庆防空洞里,印刷抗战报纸。

同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在上海,这一天的《申报》则以“气候转冬,冬赈紧张”报道说:

“隆冬已届,严寒迫人,且米价高涨,街头冻饿而毙之贫民,据普善山庄报告,日近百起。而奄奄待毙者,尚不知其数。”

就在这则报道的旁边,则是一个占了半个版面的“利华奥”牌巧克力广告,广告词写着:

“万千人士一致赞美,因取食便利,增加精力而著名。”


贫富生死对比,是战争年代最无情的告白。

1941年

残酷的战争,也使得无数人精神失常了。

在日军频繁的大轰炸下,重庆许多市民,最终因为无法忍受战争的残酷以致疯癫:

“有的全家死尽,七八个尸体横放在储奇门外的河边;有的全家死了剩下一二个,哭得不知人事,抱着那留下惟一的手膀或头颅,在马路上乱跑,与疯人无异!”

也就是在这一年,日军开始正式推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在长城脚下的潘家峪村,这个原本有1700多人的村庄,被日军在一天之内屠杀了1230人,大屠杀后6天,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拍下了一组村庄被日寇屠杀后的惨状相片。

后来,雷烨总是难以忘记,当时他所见到的人间炼狱般的惨状:

“听不见昔日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声,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大地无言、村庄无声。

日军烧杀屠戮后的潘家峪:到处是尸体与废墟。

然而生活总要继续,爱情总要继续。

1941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王作荣,经常回忆起当时与女友范馨香谈恋爱的情景:

“我们都很穷,一包花生米,两枚橘子便能打发一下午,而这两样东西是最便宜的。有时我请她吃牛肉面,我不吃;请她在学校看话剧,我不看,在门外等。不只我俩如此,别的恋爱中的同学也一样。”

同样在重庆,在大轰炸过后的大废墟之上,来自重庆全市的二十多个合唱团,搭起了一个个棚架,搞起了千人大合唱,以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

当时只有17岁的南开中学女生齐邦媛,就参加了这场千人大合唱,她后来回忆说,在那场大合唱中,他们一起唱起了《八百壮士歌》(又名《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战死不退让,宁战死不投降!”

1941年 ,重庆军民举行大合唱歌颂抗战。

在昆明,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薪水难以养家糊口,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夫人们,以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首,大家开始自己制作糕点,并拿到市场去售卖,以支持先生们在学校继续传道授业,维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薪火传承。

当时,教授夫人们给糕点起了个名字,叫做:“定胜糕”

1942年

在湖南,第三次长沙会战也惨烈进行,国军第十军师长黄钟在日记中写道:

“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此前,杨度在《湖南歌》中写道: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整个抗战期间,湖南出兵超过200万人,出粮超过5000万担;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告终。日军在会战中伤亡达5万多人,由于被中国军队四处追击、日军不得不狼狈撤退。

此前,日军会将阵亡士兵火化后带回本土,但此次会战由于尸体太多无法全部火化,日军先是被迫将士兵尸体斩下左手烧成骨灰,再后来被中国军队追击太急,只能改成割下一只耳朵带走,再后来,狼狈得只能是割下尸体的小手指带走了事。

1943年

全面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战争带来的衍生灾难,也深深地刺痛着这个民族。

在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蔓延下,1943年1月,《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发出了通讯报道《饥饿的河南》: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民,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随后刊发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中,《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写道: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抗战时期,饿死在路边的河南灾民。

困苦不仅是在前线,即使是在重庆等大后方,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战士们也只能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甚至隆冬腊月都没有棉衣可穿,当时,国军一个上将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普通工人,恶劣的伙食,也导致了国内士兵体质严重恶化,1943年,国内有一次空运1800名新兵到印度兰姆伽受训,结果有1200多名、比例高达68%的士兵由于体格不合格被淘汰。


▲无数这样的年轻人,在那八年中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支援前线抗战,国内的献金救国运动也一直在持续进行,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就奔走了大后方20多个县市进行募捐,并向民众讲解前线战士们的艰难处境,每次有义演的时候,冯玉祥还经常会登台演唱一首民歌《爸爸在家》:

“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

每次唱完这首歌,台上台下,经常都哭成一片。就在1943年这一年的献金救国运动中,四川全省各界前后献金总金额达到7亿元,其中多数都用来购买了飞机、坦克等武器支援前线,部分则用于慰劳前线战士。

1944年

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这一年,日军在中国发起了豫湘桂作战,在衡阳,由方先觉军长带领的国军第十军困守孤城47天,以1.7万人对抗日军9万大军的围攻,最终全军阵亡达6000多人,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军将士们回到战场搜寻将士们的遗骸: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在一年半以前,这些古人,都还是我们生龙活虎的战斗伙伴。如今,荒草没径,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皮、炸弹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草长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收集的、衡阳保卫战部分阵亡将士遗骸。

面对国家危亡,国民政府也向广大学生们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此情况下,国内青年学生们踊跃报名参军,当时,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个学校的报名人数,竟然达到了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当时,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都要求参军报国。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共有12万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1945年

1945年,尽管抗战濒临胜利,但战争,也在无情地摧毁人性、婚姻和爱情。

此前在1939年,演员赵丹带着妻子叶露茜,从上海一起奔赴新疆,希望为西部民众带去抗战戏剧艺术,赵丹没想到的是,他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当做间谍逮捕;1943年,赵丹的妻子叶露茜被释放,由于误会以为赵丹已经遇害,随后,叶露茜与剧作家桂苍凌结婚,并前往昆明定居。

1945年终于被释放后,赵丹随后赶赴昆明,见到了叶露茜,后来,赵丹向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一见你妈咪,就恨不得一下拥抱她,日夜思念的爱人啊!可你妈却这么冷静。我一看她已怀身孕,马上意识到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脏六腑被撕裂了一样,我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妈咪绝望地回答我:‘一个家庭已经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

像赵丹一样的家庭悲剧并非孤例,由于战争的动荡、生活的艰辛,根据《大公报》的报道,在抗战最为艰难的1943年、1944年,重庆地区的离婚率也达到了最高峰,无数家庭和婚姻,在战争的摧残下最终崩溃瓦解。

▲赵丹与叶露茜的婚姻,最终在乱世中陨灭。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最终传来,消息传到重庆时刚好是夜晚,“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到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地、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就在这热烈庆祝的时刻,内迁四川的武汉大学女生齐邦媛,也参与了这场重庆全城的胜利大游行,“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齐邦媛,也跟当时所有的重庆人民一样,尽情享受着八年抗战之后的胜利狂欢,而可惜的是,她的爱人、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却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18日,在河南信阳与日军的决战中壮烈殉国。

▲齐邦媛的爱人、以身殉国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

在那个胜利之夜,齐邦媛起先兴高采烈地参与了胜利大游行,然而,当她经过重庆南开中学校门口时,她马上回想起了,当初张大飞到学校看望她、他们一起相恋相知的情景:

“我想到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因为,在那一场举重若轻的胜利背后,又有多少人会记得,那些破碎的、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是的,没有多少人会记得,在那些宏大叙事背后,这个民族的个体,所曾经蒙受的哀痛与苦难。

谁还会记得,谁又会记得?

参考文献:

陈晓卿等:《抗战十五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

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2011年版

李学通等:《国家记忆: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微信扫一扫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