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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的死亡真相,遭到了康有为的篡改 | 短史记

2018-06-14 那角落 >>短史记

编者按:今年是戊戌年,也是晚清“戊戌变法”120周年。《短史记》将整理相关原创稿件,以倒叙的方式,尽可能还原“戊戌变法”的真貌。毕竟,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有鉴往知来的价值。


文 | 谌旭彬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


但揆诸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


朝廷的草率定性: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


此六人均与当年的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的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


“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的罪行,总结起来共有三条:


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

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

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当然是指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


简言之,朝廷当年确曾将“六君子”一体定性为康党。



六君子”的真实政治立场



“六君子”当日被定性为“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


但事实绝非如此。


“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尚缺乏足够的可资说明的资料。唯谭嗣同立志与满清为敌,故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可谓毫无疑义的康党。


1、杨锐、刘光第


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


张之洞素来鄙视康有为的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可想而知。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


“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唐才质之兄)的书信中提到,任职军机处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


“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


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康党分子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


“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其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


或许是因为刘终非如杨锐那般是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虽得张之洞器重,但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军机章京之后,也未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


但刘光第对康党的厌恶与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


“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


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


戊戌年,光绪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但刘光第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小军机”系指新任军机四章京)。可见其为人为官,与康有为等辈大不相同。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


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


“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


刘光第死后,其家被查抄,曾搜得弹劾康有为的奏疏一份,尚未完稿。


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


杨锐想要辞官,是因为自觉无法与“康党”共事:


“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


刘光第想要辞职,是担忧自己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之位上,“终以憨直贾祸”。他本欲待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可惜未能遂愿,政变已然发作。


因与康党交恶,故政变前夕,杨、刘二人均判断自己并无出逃必要。入狱后亦处之泰然,自信经过审讯即可无罪出狱。孰料慈禧因担忧外人干预,未经审讯即下旨杀害“六君子”。杨、刘二人遂稀里糊涂被归入“康党”丧了性命,朝野内外为杨、刘二人冤痛者,多有人在。



左图:杨锐;右图:刘光第。


2、林旭、康广仁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林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


林氏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


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的“康党”扯上关系。


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颇为自豪地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


其实,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须平衡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的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的势力;谭嗣同充当了康党在军机处的代言人。


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


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的担忧,恐其给自己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


不过,当时林氏已经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的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的既定方针,林氏自然不会接受荣禄之劝诫。


政变前夕,京城空气空前紧张之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这种身份认同,虽是林氏被捕前的一种自我安慰,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疏离。


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林旭被捕后,荣禄拒绝对其施以援手。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康党”的身份似乎不容置疑。但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显见其对康有为的政治行为,并不全然支持,而是身怀担忧。


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遇一老狱卒名刘一鸣者,自称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刘氏对汪精卫谈及往事: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


参考康广仁政变前的书信,狱卒之言,似亦可信。



左图:林旭;右图:康广仁。


3、杨深秀、谭嗣同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


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


“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


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一份康党拟定的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奏折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其中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


所谓“秘密金库”,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故被慈禧定性为“康党”。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的奏折,内含如此大的玄机,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尚未敢断言。


所谓“戊戌六君子”,实际上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


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著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公然倡导“华人”不要将“满人”引为同类:


“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十八省华人”意识,戊戌年之前,他曾屡次言及新疆、西藏、满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俄等国,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更对当时倡导“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康有为一见倾心,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


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谭氏说: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对谭氏的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


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


“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


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


“(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



左图:谭嗣同;右图:杨深秀。


康党的篡改与作伪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对其成败有所预判,故已提前遁走天津。


“六君子”被杀后,康党为保持“维新派”面目,以争取国际、国内的同情与支持,又种种作伪,掩盖了“六君子”被杀的真相。


如前所述,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及“康党”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和不满。但二人被杀后,康党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将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


如康有为之《六哀诗》谈杨锐,说杨氏“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之《杨锐传》声称: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实际上,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其对光绪所言,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绝无所谓的“裁抑吕、武之志”。


再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说刘光第“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说的是康有为被人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之事;梁启超的《刘光第传》记载,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同时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谭嗣同)独为君子也。”


实际情形,据胡思敬披露,刘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谭嗣同百般缠扰的结果:


“谭嗣同与同班值宿,邀与联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难。”


谭氏对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详,其力邀刘光第联名,乃是故意拉刘下水。类似篡改者甚多,此不赘述。


除虚构杨锐、刘光第与康有为的“同志关系”外,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


这份绝命血书有如下词句:


“伤心君父,……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钧一发,惟先生(指康有为)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


谭氏毕生仇恨满清皇族,与之不能两立。血书却必欲将其打扮成光绪的忠臣烈士;且无视谭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离京之事实,杜撰出“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等肉麻之语。


与康党一同逃亡的王照后来披露,这份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密谋共同捏造。


参考资料: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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