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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春秋》:因一部书而命名一个时代

2018-04-17 那角落 >>修心堂

修身养性 品味高雅

( 一 )



因一部书而命名一个时代,放眼悠悠上下五千年,便只有《春秋》当得起这份尊崇。


上古观象授时,见草木荣枯而知有春秋,遂以“春秋”指称年岁。至迟自西周起,朝廷设太史专录国事,又以“春秋”指称史书。


东周列国,各写各的《春秋》,惟晋楚稍异,晋曰《乘》,楚曰《梼杌》,名虽不同,其实如一。可惜诸侯纷纷忙着争霸,没谁在乎史书的存亡,战火连烧数百年,列国《春秋》就此散失殆尽。


反倒是鲁国这个偏处东隅的小邦,既无野心,又无实力,只好标榜礼乐,祈求大国们能看在周公的面上,戒骄戒躁,莫来骚扰,便余愿足矣。故而鲁国得以相对远离争霸的旋涡,苟全性命于乱世,直到秦统一天下前三十六年,才为楚所灭,算得上很长寿了。


更幸运的是,鲁国还拥有孔子这位五百年一遇的圣人。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3年),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终于回到故乡,他有感于周道衰微,壮志难酬,便将满腔心血都倾注在整理“六经”上,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以寄寓自己的理想。


孔子归鲁以“国老”问政,接触宫府档案应非难事,《春秋》大抵就是孔子根据已有的《鲁春秋》修订而来。此番修订可谓居功至伟,不但为鲁国存照,还同镜摄入了其他各国的身影,纵说为天下存照亦不为过。后世以“春秋”命名这段历史,良有以也。


( 二 )



《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所谓编年体,就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把纷乱的史事梳理开来,一件一件挂在时间的钩子上。


春秋之际,诸侯间非战即和,战则大国侵伐小国,和则小国朝聘大国,而霸主为炫耀武功,更是频繁召集盟会。因此《春秋》所记,以侵伐、朝聘、盟会之事最多。据元代陈则通在《春秋提纲》中统计,有“侵伐”二百七十二例,“朝聘”一百五十四例,“盟会”一百九十八例;另有“杂例”二百一十七例,包括婚姻、蒐狩、祭祀、土田、城筑、宫室、灾异等,尤以灾异最详,日食、星变,霜雹、水旱、虫患、地震、山崩,无不备载。关于哈雷彗星最早的确切记录,便出自《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 三 )


《春秋》的文字极为精炼,甚至可以说是简略。每一件事往往不过片言只语,注重交代结果,铺叙能免则免。例如曾入选中学课本的〈郑伯克段于鄢〉,讲述了郑庄公因生于难产,从小不受母亲喜爱,而他受宠的弟弟公叔段则骄横放肆,最终酿成了一场兄弟反目、母子失和的人伦悲剧,也留下了“黄泉相见”的典故。这是何等波澜起伏的故事,但在《春秋》中却仅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而已,可算是当今新闻标题党的鼻祖了。


而且,就连这一句话也是大有讲究的,几乎字字隐含褒贬。将郑庄公屈尊降爵为“伯”,是讥刺他有失兄教;对公叔段绝口莫提为“弟”,是批评他有失弟道;兄恶弟逆,相斗如仇,俨然二君争国,故曰“克”;公叔段叛逃,不云“出奔”,暗示其为郑庄公有意纵容所致;郑庄公讨伐,点明“于鄢”,足见公叔段僭越之甚,已非寻常叛臣可比。


短短六字,居然复杂至此,孔老夫子的九曲回肠,委实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便是影响深远的“春秋笔法”,也即所谓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左丘明更进一步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 四 )


晚年的孔子诚然是不甘心的,儒道未行,仁政未张,就连他的衣钵传人颜回也猝尔早逝,怎不令他神伤?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确是由衷感慨之语,只因他自己就是忍辱含垢而著《史记》。人争一口气,著《史记》为的是争一口气,作《春秋》又何尝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呢?



修史本天子之事,孔子却偏偏要代天子而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俯仰古今,毫不留情,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于直叙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故孔子自叹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堪称孔子的隔世知音,他不但效法孔子而著《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亦是剖析得淋漓尽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并赞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 五 )




《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春,至“西狩获麟”一事,便戛然而止。其时孔子已七十一岁,大限将至,心境沧桑,又刚刚失去了最钟爱的弟子颜回,后继堪忧。这一日,叔孙氏的车仆鉏商,到曲阜之西的大野打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见此怪兽,以为不祥,便弃之道旁。孔子听闻,往而观之,悲道:“麟也!胡为乎来哉!胡为乎来哉!”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


麟乃仁兽,盛世方出,与龙、凤、龟并称“四灵”。而今正逢乱世,出非其时,反遇其害,是以孔子哀恸若此。


相传孔子降生之时,有麟吐玉书而来,岂料临终之前,又见麟死,冥冥中似有天意,故孔子不无预感地叹道:“吾道穷矣!”并写下一首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自此绝笔,不再著书。《春秋》也因此之故,又被称为《麟经》。这挽歌是为麟而唱,也是为他自己而唱,更是为他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唱。

( 六 )


或许因为太过执著于微言大义,《春秋》摒弃浮辞,极简至上,多一字嫌烦,少一字觉阙。要读懂《春秋》,着实不容易。例如隐公八年(前715年)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至于这场螟虫之灾发生于何时何地,情形严重与否,殃及范围大小,则一概不提。王安石嘲讽《春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揶揄《春秋》为“流水账簿”,虽不免有些刻薄,却也不无道理。


为弥补《春秋》这一缺憾,战国时,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到汉代时,已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五种之多。《夹氏传》和《邹氏传》后来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流传下来,合称“春秋三传”。


如果说《春秋》是粗笔勾勒,那么“春秋三传”便是工笔细描。只不过《左传》是写实派,重在补充史料,详述史实;而《公羊传》和《穀梁传》是写意派,重在抉隐探幽,阐发微言大义。三者参读,裨益良多。


( 七 )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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