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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炼:“ 一带一路” 与“ 中美经济博弈”

2017-04-21 那角落 >>招商局青岛码头

引子

“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也不会与TPP针锋相对。中美两国提出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美国主导TPP、TTIP是“排他性的”,是为了巩固其在全球的经济霸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包容、开放的方案,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国际组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中美经济博弈”围绕地缘政治、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话语权、TPP与RCEP竞争等领域展开。与TPP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中国以比美国大四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全球的发展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法律与道德风险、债务风险、中国公司自身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为克服上述风险,本文提出“三两”政策建议,即“两容”,强调“包容性”;“两分”,强调“共享性”;“两轨”,强调“共存性”。



一、“一带一路”倡议


2016年2月4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TPP)正式在新西兰签署,奥巴马在TPP签约后向全世界喊话:“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这句话露骨地表达了美国利用TPP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7年前访问美国商务部时,商务部官员私下里对我讲,美国对同意中国加入WTO非常后悔。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哪知道十几年之后中国就成为世界的“老二”了,要知道是这个结果,当初怎么也不应该让中国进来。既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美国又不能把中国赶出去,怎么办?从那时起美国就开始策划TPP。这就是美国在WTO框架下竞争不过中国了,就改变全球经济游戏规则。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三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同时,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丝路基金等金融组织配合“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


二、中国为什么搞“一带一路”建设


李克强总理2014年说,争取在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通过“双轮”理论(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引导东亚全面合作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1948年)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西欧各国提供了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一方面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并帮助欧洲实现了复兴,另一面又促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影响力上讲,都无法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相提并论。“一带一路”计划涵盖65个国家、44亿人口和40%的全球经济,其规模是马歇尔计划的12倍;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资金投入占其GDP的9%,为马歇尔计划的2倍。


当然,“一带一路”既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也不会与TPP针锋相对。中美两国提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美国主导的TPP、TTIP是“排他性的”,是为了巩固其在全球的经济霸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包容、开放的方案,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国际组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


首先,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具有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基础。2015年,中国GDP达677万亿元(约合104万亿美元),超过法德意三国GDP总和(日本GDP为48万亿美元,不及中国的一半)。世界上保持国防和工业体系完整、独立和齐全这三要素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全部371个工业门类的国家只有中国。

中国GDP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67倍。2000年—2014年,全球GDP从318万亿美元增至75万亿美元(增长236倍),而中国GDP从128万亿美元增至104万亿美元(增长了867倍)。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外贸总额达416万亿美元(美国为39万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不到80个)。中国成为英帝国之后首个“大贸易国”。全球每生产一美元产品中有30美分来自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没有上述经济实力,是不可能搞“一带一路”建设的。


其次,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国策的需要。过去是以“沿海、沿江、沿边”18万公里的海岸线对外开放,现在发展到以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全面对外开放,使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


再次,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四大板块”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寻求新的对外窗口。同时可依托中国五大港口群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第四,拉长国内产业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例如,非洲国家对中国产能存在巨大需求,将中国的产业链延伸到非洲,将使非洲和中国共同受益。


第五,向全世界输出中国先进技术和现代装备。中国的出口已经由过去纺织、家电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型产业转移。高铁、核电、北斗导航系统等先进装备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开路先锋。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19万公里,占全球60%以上(2015年)。中国高铁项目已经与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尼等世界几十个国家签约。中国在核电关键技术上已取得重大突破,在建核电装机量全球第一(设备国产化率不低于85%)。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将由5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地球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国内精度达到25米,精度将超过GPS(2015年—2020年)。北斗卫星系统同时获得国际海事组织认可(2014年),将进入国际民航、国际海事、移动通信等使用领域。南海4万多艘中国渔船搭载“北斗”系统设备,以捍卫国家主权。


第六,合理运用过剩外汇储备。过去,中国外汇储备最高时达到4万亿美元,80%左右购买美国国债和政府债券,收益率十分低下。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仅为136%(2016年6月),美国通货膨胀率为18%。如果能把这笔外汇储备用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那么其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将大大超过简单地购买美国国债和政府债券。


第七,争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国际贸易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推动各种类型自贸协定谈判)。国际经济最高层次的竞争是制定规则的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持世界银行,美日把持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完全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和把持,它们已经不适应战后国际经济发展及国际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对过时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充分反映和维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中美经济博弈


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在海权和陆权方面产生的竞争似乎不可避免。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博弈似乎也进入了争夺海权和陆权的领域:从“两洋铁路”到尼加拉瓜大运河,从克拉运河到瓜达尔港,巴拿马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的作用将大大降低,中国通过铁路加航道双管齐下冲破美国在海上的垄断和围堵,与世界人民一起建设一条连接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一带一路”。


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上,美国当着主人的面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召开TPP会议(但不邀请中国参加)。习近平主席提出进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of the AsiaPacific,以下简称FTAAP)协议谈判,它既包括美国所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也包括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美国认为FTAAP的风头盖过TPP,中美两国各自力推的这两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僵持不下,中国建议中美合作进行FTAAP的可行性研究,美国则认为FTAAP可行性研究具有误导性。最后,中美妥协,双方同意进行联合战略研究(2年)以取代可行性研究(此事不了了之)。在美国主导的TPP战略框架下,中国采取的任何建设新平台(经济、金融、外交)的举动,都会被美国视为对其战略的潜在威胁。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签约后,TPP将占全球GDP的40%(超过欧盟),涵盖全球人口13%,相互取消关税18万种。而亚太地区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全球贸易总量的50%,全球人口的40%左右。


TPP与WTO最大的区别在于,跨国公司应该接受怎样的法律监管。在TPP框架下,主权国家与在本国经营的跨国公司纠纷将由国际仲裁机构裁定,而全球最高级仲裁机构设在纽约,主权国家法律须服从TPP协定(超越国家主权)。TPP谈判并非由各国政府主导,而是由各跨国公司与各大财团在主导,TPP顾问员会成员(85%以上)是财团高管及大律师合伙人,TPP所有具体条款都是这些人全程参与敲定。由此可见,TPP的实质在于资本权力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为推行美式自由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将美国的双边条款——“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investor stated is 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机制”,扩展到多边机制,以扩张跨国公司的利益。奥巴马(民主党)跟代表大财团利益的共和党联手启动《贸易授权法案》——快速通道——国会无权过问讨论修改审定TPP细节条款,只能通过或者否决。


TPP禁止要求软件企业披露其源代码,禁止成员国设定任何加密产品的禁令,要求成员国立法禁止网络黑客窃取商业机密,对一些数据隐私监管设置具体要求。


TPP限定国企经营范围,规定国企全球经营的详则(第17章),规定国企同私企竞争的详则,但对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马来西亚基金管理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Khazanah)等国企给予两年的争端豁免权(如果中国加入TPP,这个豁免权就不见得有了)。TPP实施后将使12个成员国GDP平均增加11%,尽管美国获取的经济利益不如其他国家,但是,美国可获取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最大战略利益(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最大的受益者也在美国)。获取最大短期经济利益的是越南,TPP将在2030年前使越南经济增速提高10%。TPP零关税与原产地规则设定,将最大程度地排挤中国与韩国、东南亚的贸易与资本合作,这就是为什么越南积极加入其中的原因。


TPP是一个排他性的国际经济协议,不仅使参与国受损,而且使未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受到损失。12个TPP参与国总共丧失771000个工作岗位,其中,美国损失工作岗位多达448000个。参与TPP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就业损失,竞争迫使其削减劳工收入和增加出口。未加入TPP的国家的GDP和就业损失就更大了。


欧洲发达国家因此减少377%的GDP,损失879万个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减少524%的GDP,损失445亿个就业机会。


TPP将使全球所有国家从劳动力收入到资本进行重新分配,其结果是:富国变得越富;穷国变得越穷;富人变得越富,穷人变得越穷。劳动者的地位越来越低下,劳动力占国民收入比重越来越小,导致世界巨大的不平等。


TPP将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潜在负面影响,将使GDP损失22%,加快外国资本转向TTP国家的步伐,导致出口下降,加大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加大地缘政治摩擦,以达到阻碍中国崛起的目的。


美国在与亚太国家谈判TPP的同时又与欧洲国家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TPP谈判不让中国和欧盟进来,而TTIP谈判又不让中国和日本进来,由此看出美国争夺全球经济霸权(损人利己)的野心。欧盟与美国占全球60%的经济总量,占全球商品贸易比重33%,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42%,一旦美欧日被分别纳入TTIP和TPP框架,中国将会被“逼上梁山”。


中国当然不能束手就擒,中国主导了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即“10+6”谈判。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6个国家。人口为35亿,占世界总人口(72亿)的486%(TPP占13%);GDP为2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7787万亿美元)的295%(TPP占40%);贸易占世界的40%。



RCEP的优势在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共是416万亿美元,超过TPP内部12个TPP成员国相互贸易总额的35万亿美元,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有牌可打。


TPP与RCEP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关系,RCEP受到美国牵制,许多国家立场受美国影响,亚太国家不愿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比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即是TPP的成员国又是RCEP的成员国,它们既不愿意得罪中国,又不愿意得罪美国。


正是由于TPP和RCEP成员国的双重身份,这又为建立RCEP和TPP互联互通打下了基础。客观上讲,TPP贸易自由化程度高于RCEP,TPP的自由贸易水平达95%,RCEP只有80%,由于印度等国态度消极,RCEP谈判滞后于TPP。TPP在议题范围、准入门槛、自由化要求等方面均高于RCEP,但RCEP(16个国家参与)比TPP更大、有着更实际的基础。


日本加入RCEP比TPP对日本更有利,加入RCEP对日本经济的提振作用将同比增长11%,而加入TPP的提振作用同比增长仅为05%。加入RCEP使自由贸易对日本的覆盖率将从加入TPP的264%提升到636%。韩国央行行长对我说,“与其加入美国主导的TPP不如加入到中韩双边自贸区的收益更大”。



除了中韩FTA(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超过税目的90%、贸易额的85%)外,中国还与东盟、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3个TPP成员国,11个“一带一路”成员国),同时还与5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除双边FTA外,中国还将东盟自贸区扩容至中韩澳新多边自贸区。因此,随着双边FTA的扩展,不排除最终可能形成FTAAP=TPP+RCEP的局面。与TPP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中国以比美国大4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全球发展与合作。


“一带一路”比FTAAP好操作,“一带一路”为实、FTAAP为虚,“一带一路”是FTAAP的抓手。比如,国内外港口可以成为其海上和陆上的支点。


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建设拉动了中国的海外投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速超过其他地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储备已达1400多个,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机构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同30多个国家签订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备忘录,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累计投资已达51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与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25万份,累计合同额2790亿元。从2013到2015年的合同额达到了900亿元,增加合同额接近400亿元。未来十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将达16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将从13%提高至30%。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增速也超过其他地区。2005—2014年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速达182%,高于中国对外贸易增速的140%。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份额由194%升至247%。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未来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将达16万亿美元,超过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5万亿美元)的54倍。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65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其业务遍及190多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


四、风险


1、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围堵。二是俄罗斯的战略猜疑(怕绕过俄罗斯、怕与欧亚联盟相对立、怕取代上合组织)。三是印度的战略不合作。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理由: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所经争议地区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的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四是日本的战略搅局: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中国唱反调;利用其对外直接投资优势搅局;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中国项目;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中国竞争。


美日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采取拆台和反对的做法失败后改变策略——入局捣乱。除继续采用各种方式向亚投行施加影响、监督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规则制定和运营方式外,美日还通过其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代理人制造麻烦,日本甚至从美国身后跳到台前来。


俄罗斯担心中国与其亚欧联盟竞争“偷走中亚”,中亚国家担心中国的“战略性”扩张,少数沿线国家对能否获取实际利益存有质疑,自己只是扮演单一过境国、跳板国的角色。哈萨克斯坦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把廉价土地卖给中国。俄罗斯以破坏生态为由叫停中国“一带一路”援蒙项目。俄欧争斗使丝路列车去途满载回程半空,俄罗斯反制裁欧洲又使西班牙等国货物无法抵达义乌。


印度担心中国在印度洋打破其主导优势。印度对东南亚国家有传统影响,尼泊尔的国教是印度教,不丹的外交与国防交给了印度,锡金已被印度吞并,东南亚国家天然对印度有着亲近感,当印度的国内经济发展走入快车道时,“一带一路”建设将遇上强劲的竞争对手。


巴基斯坦塔利班问题牵扯印度、阿富汗等各方,背后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问题及印巴关系问题。例如,中巴瓜达尔港合作项目导致周边国家的地缘竞争,印度与伊朗合作建设恰巴哈尔港——对抗瓜达尔港,但是,伊朗却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希望将瓜达尔港与伊朗港口连接起来。阿联酋因瓜达尔港建设分流迪拜港的吞吐量而持负面看法。



2、传统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问题较为严重,背后还有外国势力的介入和支持。“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有赖于沿线国家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中国在斯里兰卡建的一座电站就占其全国发电总量的40%,电站建成当天就使电价下降25%,当地老百欢腾雀跃,结果招致美印恐惧,支持反对派推翻现政府,导致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建造14亿美元港口城的计划被叫停。


3、非传统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水资源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风险都可能将中国卷入进去。


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差,边境管理机关效率低,签约容易获益难,签证办理困难常导致工期延误。由于一些国家外汇管制政策,导致中国企业赚取的外汇难以汇回国内,投资容易撤资难。一些国家官员的贪腐行为增加中国企业的投资成本。


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印尼频繁在原产地证上对中国电梯、电子产品、家具等实行退证查询。秘鲁对中国出口的瓷砖、牛仔布等进行反倾销调查。各种“隐形壁垒”使“互联互通”的成果大打折扣。


4、法律与道德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含有65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宗教信仰、道德伦理也不尽相同,劳工保障制度差异巨大。如果中国企业在投资国发生商业纠纷,诉讼极难,连找一个精通当地语言和所在国法律的律师都很困难。


伊斯兰教对中东、西亚影响巨大。伊斯兰教占主导地区的穆斯林内部教派冲突远大于其同基督教、天主教的冲突,一战中欧洲帝国没能解决的问题持续到现在,美国和前苏联都曾陷入当地宗教冲突而不能自。中国对世界宗教的研究远不如美国和欧洲,既无法像美国那样推行所谓“普世价值观”,也无法像日、印那样在亚洲拥有传统的宗教影响力,天下穆斯林兄弟是一家的理念,让“一带一路”建设充满坎坷。


5、债务风险


“一带一路”国家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国投资债务的能力比较低。比如,中国持有塔吉克斯坦49%的政府债务、持有吉尔吉斯坦36%的政府债务。如果这些债务不能按期偿还,将对今后的继续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2015年,54家海外交易的中国企业债务平均杠杆率为54倍,其中,中远控股(China Cosco Holdings)以3685亿欧元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Piraeus Port Authority),中远的负债程度竟是港务局的7倍。


6、中国公司自身的管理风险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既受到美日的联合夹击,同时面临中资公司内部自相残杀式的竞争。例如,目前中国有40多家企业(央企、地方企业、私企)参与坦桑尼亚建筑业市场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建筑业市场的招标项目中,前5标基本都是中资企业。中资企业为拿到项目相互压价,甚至签订令人不可思议的亏损合同。


中资企业为什么要“赔本挣吆喝”?原因有六:一是中资企业资质相差不大(出国前都经过严格审核),质量竞争空间不大,均采取残酷的价格竞争。二是央企或实力较强的中资企业为争夺市场而排挤走地方企业或较弱的中资企业。三是在非投资资历长信誉好的中资企业为保住市场份额和知名度,用其他行业投资的收益弥补中标后的亏损。四是部分中资企业面临国内就业压力,只求在非投资给员工发工资而不顾企业整体效益。五是中资在非投资商会没有起到协调作用,做到“枪口一致对外”。六是企业认为驻非大使馆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办实事。因此,这种自相残杀的竞争挤压了中国公司盈利的可能性(目前在坦桑尼亚的工程项目大多很难赚钱,大部分能维持平衡就不错了),封杀了中国公司在非洲市场继续生存的空间,压干了中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非洲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影响了中国公司与当地老百的关系,美日等国利用中资企业“窝里斗”的弊端挑拨离间中资企业,各个击破,同时也为其攻击中国对非投资提供口实。


中资企业代表说,非洲人提出的环境保护问题、修路与当地居民争水问题、修路与征地矛盾、融入当地社区问题、帮助当地就业问题等等,都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中资企业“内耗”封杀了我们解决上述问题的手段。如果按照正常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合理的价格挤走所有美日欧企业,拿出正常中标价格的一部分冲销“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搞好与非洲当地居民的关系,堵住西方国家攻击我们的嘴,提升企业的盈利空间,使“走出去”战略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五、战略思考


从战略层面应该思考如下问题:如何处理“一带一路”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处理“一带一路”与TPP的关系;如何处理“一带一路”与“经济新常态”的关系;如何通过“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突破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围堵;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同时实现中国梦和美国梦?


未来的中美在“一带一路”的关系:“合作为表、竞争为里”,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退让求合作则合作亡;通过不断博弈,来争取利益,实现合作。

是否考虑“三两”(“两容、两分、两轨”)思路?


“两容”——强调“包容性”:与域内国家自身经济发展计划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欢迎美日等域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发展。


“两分”——强调“共享性”:共同分享利益;共同承担风险。“一带一路”倡议,不单单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也是所有域内国家分工合作的事情。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收益就是域内国家的收益,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就是域内国家的风险,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


“两轨”——强调“共存性”:安全与经济两轨;双边与多边两轨;南海与印度洋两轨;欧洲与美国两轨。


首先,安全与经济两轨方面。与有关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可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不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


其次,双边与多边两轨方面。双边与多边合作相互促进,各得益彰。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是双边经济合作项目,更是实现整个地区互联互通和多赢的国际和地区合作项目。中巴双边合作可与其他地区发展计划或项目对接,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线(TAPI)、伊朗—巴基斯坦—印度(IPI)天然气管线等。中巴经济走廊与周边的伊朗、印度、阿富汗及俄罗斯和中亚等国的国内发展计划对接,并鼓励周边国家投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伊朗希望将瓜达尔港与伊朗港口连接起来,俄罗斯也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能源项目。中巴双边合作还可探索与西方公司在一些项目上开展合作的可能,共同投标,实现共赢。


再次,南海与印度洋两轨方面。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站,印度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两者都是通达“一带一路”欧洲终点站的必经之道,因此,在南海与印度洋的合作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瓜达尔港和克拉运河建设也将成为沟通南海与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最后,欧洲与美国两轨方面。“一带一路”并非中国单向推进,其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为此,需要运筹两个大三角关系: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欧合作既可以制衡美国,也可以逼美国顺应“一带一路”发展大趋势;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同样,中俄合作既可以制衡美国,也可以逼美国顺应“一带一路”发展大趋势。


从战术层面讲,中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可采取“抱团出海”方式,以冲抵风险。龙头企业整合资源模式,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打造共同成长的供应链。充分发挥中国商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用,做好情报搜集与传递,搞好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搞好宣传,为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大展拳脚服务。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三步走战略同步,它将展中国雄厚的资本实力,推广中国的自主创新技术,与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完善和改进现行全球经济格局。


“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平台,将来自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国的上游原材料供给,来自中、德、韩的制造业进行整合,打造一个完整的“亚洲投融资链条”。2050年前将把“一带一路”地区30亿人带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圆30亿人“中产梦”)。“一带一路”将重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将欧亚大陆市场通过高铁网络连接成一个整体。届时,海洋与陆地的地缘格局就会发生改变,由海洋抑制大陆的格局转换为大陆优先于海洋,美国若不参与其中将成为一个“孤岛”,再没有机会玩平衡了,人类文明将回归到世界文明中心的起点位置。


(本文转自:《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肖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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